新一轮开放是全面、高层次、对等的开放，是经济、社会、行政、文化等主要领域的同步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步到位的、按着国际较高标准的制度性、规范性开放。 但同时，开放中面临巨大挑战，必须获得重视。依靠贸易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已经很难，大量储蓄“走出去”投资面临的困难重重，经贸领域的开放标准无法简单对接美国主导的TPP，外交领域又面临周边国家的围攻。在下一轮开放中，珠三角、长三角成本上升，但美国发现页岩气，成本却越来越低。这些挑战都非常大。 樊纲表示，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正在经历艰难的结构“再平衡”，这一过程可能仍需要3至5年时间。 中国外部经济的“再平衡”取得了一定效果，国内的“再平衡”需处理过去十年中国两次经济过热（2005年至2007年，2009年至2010年）的后遗症：过剩产能和与影子银行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房地产的结构性问题，完成“再平衡”仍需一定时间。 该研究报告中称，中国的开放以WTO原则为标准，随着WTO规则的逐步边缘化和被超越，中国需要确定新的开放标准和水平。同时，中国的开放标准和水平也不能简单与美国主导的TPP、TTIP的标准对接，否则中国的开放将陷于被动。 樊纲说，虽然中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处于后发劣势，但要思考如何把后发劣势如何转化成优势。 同时，中国可以在一些国际领先的产业中，比如，互联网产业，首先获得一定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学会参与制定规则的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标准，中国也正在具备参与制定规则的能力。 樊纲认为，提升新一轮开放标准和水平的重点是推进内部开放即内部改革，内部开放标准和水平决定外部开放标准和水平。因此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以提升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如何继续保持开放的先发优势，樊纲表示，前海是深圳下一阶段的开放的尝试，如果要走的更快一点，需要在过去开放程度不大的领域比如现代服务业以及社会文化方面进行开放。服务业中更多是法律问题，涉及到如何和国际市场进一步接轨，深圳还是大有可为，先进一步的。尤其在法治与香港接轨方面，深圳可以继续走在前面，这也是深圳正在做的。深圳可以在市场管制的规则如何与世界接轨上先行先试；同时，深圳可以引进先进的理念治理城市、管理社区方面开放。前海着力于金融创新和开放，香港方面有担忧前海会和中环形成竞争。对此樊纲表示，三十年前香港制造业转移到深圳，香港也有反对声音，认为会造成香港制造业的空心化，好在香港是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企业会自主选择到低成本区域去生产，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樊纲表示，在服务业开放上，前海除了重视金融，也要重视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开放，这些领域涉及到的全国性管制会少一点， 中国开放年度报告每年都会发布一次，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基金会支持。该基金会是国内首个致力于支持软科学事业发展的公益性基金会，由原招商银行[0.39% 资金 研报]行长马蔚华担任理事长，目前主要任务是资助”中国软科学奖“、”中国智库论坛“和一系列开创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