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方雄：确实地方融资平台这个事应该以一个平常心去看，它跟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起飞的历史条件有关系，大家知道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它飞速地城镇化、飞速地工业化，但是在这之前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所谓的比如说跟欧洲比起来一个漫长的资本积累的过程，并没有这么一个过程。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很多城镇化、工业化，这个钱是从哪里来呢？可以说中国特殊形成的资产证券化起步的，这种特殊形式的资产证券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土地货币化。
　　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地方融资平台都是以地方特有的资产，现在很多地方特有的资产，或者比较有共性的基本上就是土地。在这个基础上地方通过融资来进行工业化、城镇化，这是它的历史背景。发展到今天，因为我们在强调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的市场化实际上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经济的主要的主体，它的资产负债表不但要公开，而且要自己对自身进行负责。所以在这种城镇上，地方融资平台的事才越来越得到更多的关注，它是这么一个背景。
　　我觉得首先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在中国来讲，整体的从应急规模，从中国整体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讲仍然是可控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中国大家知道整体来看，实际上是三个层面资产负债，一个是政府层面的，中央层面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好的，地方层面的稍微差一点，地方层面的稍微差一点，也跟中国市场化进程是有关系的。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和发展来解决，这是这一张资产负债表。第二就是企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国确实比较高，企业的杠杆确实很大，所以在企业层面资产负债表反而严峻一些。
　　再一个资产负债表就是家庭，中国家庭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全世界最好的。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很高，我们由于储蓄率很高，家庭的负债相对比较低，所以家庭和个人层面的资产负债表非常好，政府层面完全可控，如果把中央和地方放在一起的话，现在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就是各自要对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负责。那么才提出了我们刚刚讲的中央文件对未来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何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市场化的一些方向和手段。这个就是我讲的平常心，这是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现在来解决并不晚。如果整体在中国市场经济大的资产负债表中来看完全可控，问题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不动摇。
　　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国整体地方债务问题就两句话，一坚定地坚持市场改革的方向，二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实际上刚刚谈到很多问题，我一开始的发言是从中国地方债、地方融资平台这个历史渊源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比如现在我们事实上怎么处置地方融资平台，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因为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市场化、要透明，地方融资平台债是怎么来的？
　　钱是怎么花的？根本都不知道。通过市场化发债也好、PPP也好、资产证券化也好等等，它的透明度会增加。但是所有的这一切依赖个什么心理呢？刚刚讨论瓶颈的时候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为什么我们一开始来讲，我没有把地方债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负债表来提，我是提的整体的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这个事情不理清的话，评级机构确实我同意，其实还是很统一化、均等化的，很难把各个地方政府的评级进行区分，这就是一个大的所谓的顶层设计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你是要强化中央的集权，还是要坚持比如说简政放权，让地方政府去各行其是，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对应的市场化解决的方案也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要先理清楚。要不然你这个大的东西不理清楚，你谈一些微观上的事情，谈一些评级、谈一些怎么处理各个政府的债，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些虚无缥渺的东西。
　　如果我们走市场化的方向，各个政府确实有财权、又有事权，你就可以把各个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单独拿出来看，但是这里面牵涉到非常大的改革工程。要走到这一步的话，非常大的改革工程这是一。
　　第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我刚刚讲你看三张资产负债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相对还是可以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行，代价太高，个人的资产负债表相对较好，因为中国的储蓄率挺高，但是其实这三个都跟资本市场在中国不发达有关系。别说企业层面的资产负债表为什么那么高？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前几年太低迷了，企业除了发债提杠杆以外没有别的，没有股权方面的融资渠道和手段，所以它只能加杠杆发展。其实解决地方债，如果大层面的问题解决了以后，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我刚刚讲的，资产证券化，通过把事权、财权理清以后，把地方政府的现金流的问题解决以后，那就是要释放资产存量的价值，释放资产存量的价值要通过资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成熟、广度和深度的资本市场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讲这么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