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瞬间让国际金融市场失去了日常推动投资和贸易健康运行所需要的正常的“流动性保障”机制，那时，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不管是大宗商品价格，还是金融资产价格，都出现了无法遏制的暴跌现象，很快市场“去杠杆化”的避险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迅速延伸到了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以至于发达国家的企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库存增加、应收账款累积的困扰，而同时消费者却担心未来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的下降，开始用“现金为王”、预防性储蓄的保守方式，替代平时改善生活质量所享受的各种消费，这种健康的市场供求关系平衡的丧失，导致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很快就陷入了通缩的困境，即使远离危机地带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同样因为出口的萎缩，外资大规模的离场，产生了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大震荡，有的乃至陷入了本来可能不会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漩涡的中，欧债危机就是典型的这种传染效应的牺牲品。
    今天回顾这些年来各国政府治理这场罕见的全球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用好经济学的内在规律对防止经济“硬着陆”的积极意义和尽快形成“后危机时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的重要意义，也同时能够让我们清醒的看到，“过去”任何对受到严重价格破坏的市场干预的政策，也可能会埋下“未来”通胀、资产泡沫乃至滞胀的隐患。以下，我们就通过这几年所出现的各种不同“经济学”逻辑及由此形成的“救市”政策的特点做一个简要地评价和展望。
    首先，“凯恩斯主义”指导了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看得见”的手段，来修复危机爆发后市场价格受到严重破坏所导致的仰仗“看不见的手”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做法。比如，中国政府4万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应配套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配合产业振兴计划的10万亿贷款的投入，有效缓解了作为“世界加工厂”的中国企业因为外需不足可能导致的“产能过剩”而大面积破产的风险，后来再加上“住行消费”的刺激，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民工的就业水平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回暖现象，从而在发达国家还在为危机所导致的“负增长”趋势不断烦恼过程中，却让中国经济维持了罕见的“高增长”奇迹！但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实体经济“钱荒”和虚拟经济“钱多”并存的格局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过去的“救市”行为还是留下了不可回避的后遗症：政府在实体经济领域第一线的投资带来了银行信贷规模的过度扩张，再加上不少地方政府出于自己政绩的考虑，不顾发展阶段的内在规律，盲目投资，不仅造成了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带来了某些领域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投资的资金来源又是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去平衡——当被中央叫停这种影响民生和增加商业运行成本的融资方式后，还有一些地方继续通过影子银行的渠道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从而使得当地的地方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目前，很显然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过去这种政府救市方式的不良后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也明文指出，今后一定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我们看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由于财政政策手段已经收到了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的约束，无法像新兴市场国家那样有效的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再加上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阶段，所以，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发挥“空间”和支撑市场的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唯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是货币政策的手段。的确，在有过去大萧条痛苦的经历之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这次大胆地采取了一种非传统的“超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哲学观是结合了“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精髓部分。即通过货币供给的“价格效应”来创造“有效需求”。而且，货币供给为了避免跌入“流动性陷阱”，他的货币投放方式非常有针对性：一方面购买长期国债，抬高价格，压低收益率，起到“一箭双雕”的正面效应——一是从国债市场中挤出长期资金，让它低成本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二是修复国债这种可作为企业和机构借入资金时的抵押资产的价格，提高企业被金融危机破坏的借款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购买住房抵押贷快债券，以此影响低迷的住房市场价格的回暖。让困在一处的就业人口，随着楼市交易的活跃度慢慢恢复，处理好过去的“负资产”，带着良好的信用记录，去新的地方迎接新生的就业机会。而同时也缓解了这场危机给金融机构的资产所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冲击。尽管世界都看到了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但是，2014年来自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它还是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说，目前美股的强劲表现究竟是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带来的一时的“资金市”(不排除这种情况下企业还是会不断增加他的金融资产积累)，还是伴随着美国企业投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更为长久的“价值市”(企业开始重新负债投资)？对此，现在很难判别，只有当美国政府完成QE3的退出后，结果才能根据那时股市和企业投资业绩的表现为世人知晓。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日本央行今天很大程度是在效仿美联储的做法，尽管股市回暖和日元贬值的效果十分明显，但是，2014年开始的为了平衡巨大财政赤字所实施的消费税增加举措，以及今后越来越困扰的国内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等，是否会对其一直低迷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更大的制约作用？关于这一点，现在也很难说。另外，欧元区在美日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冲击下，从债务危机中走出来的成本会更增加，一点儿都无法掉以轻心。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来自企业层面的技术精英们对今天以货币政策主导的复苏战略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声，它们正在呼吁过去曾给美国带来竞争力强化和市场活力旺盛的“里根经济学”的早日复苏！否则，目前的回暖状态成本即高，而且稳定性又十分脆弱。
    第三，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未来正在慢慢回归到“里根经济学”(融合了重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奥地利学派”的价值观)的国家治理模式中，我们也要密切关注这样的发展趋势和由此引起的新的变化。因为它与上述“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救市”做法有以下几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性：1.用重视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制度安排”替代重视市场需求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行为”。前者的“着力点”在于用一个新的“工业革命”去引领一个新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繁荣时代的出现上；后者主要的“关心点”是如何利用政府的经济行为去影响市场，从而通过创造出的“有效需求”来解决危机所带来的“产能过剩”的后果。2.维持“消除通胀”的政策组合以保护“企业家和消费者”的财富利益，而不是不惜代价去追求被危机破坏的“充分就业”的状态，以确保“政治家”的社会信赖基础。3.用良好的“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而不是消极的采用“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的税收政策以达到危机时代“同舟共济”的效果。4.应摆正市场和政府之间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次关系，以避免财政赤字的扩张导致市场主体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里根经济学”的信奉者是坚决“反对用货币增加”去支撑财政赤字的扩张的做法，而凯恩斯主义却强调要以“低息”的货币政策来支持市场有效需求的再现。
    第四，不容置疑，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即将开始的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模式受到了全球各界人士高度的关注。它一定是结合中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并充分融入了国外市场经济实践中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样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模式。尤其是近来大家以“克强经济学”的名义对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国家治理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在三个方面：一是矫枉过正，告别高代价的“政策红利”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发挥市场各方面的力量，来推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自由贸易区”开放战略为代表的“制度红利”安排。二是去资产泡沫，把没有生产效率、被占用的金融资源，从“空转”的渠道中挽救出来，以支持未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和改善民生所进行的各项高效率的投资。三是结构调整。驱动力的核心之处就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容易导致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的温床)而又没有把关能力的审核环节废除掉，进而通过制度完善和建设的方式，将拍脑袋的处置问题的方法尽快转变为事中、事后的制度监管。同时，精兵简政，提高政府为市场服务的行政效率。
    总之，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大国的经济治理方式，不仅会影响到在世界经济舞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的本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而且，还会以非常鲜明的“溢出效应”，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市场相互依存度较高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复苏程度，甚至还会左右整个世界经济抗衡未来“不确定性”的坚强信心。作为肩负重大使命感的这一届中国政府，正在越来越重视兼顾当前错综复杂环境下“内外冲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完善，进而争取早日探索出一条能给世界带来“共赢”机会、给中国大众创造出一个共同向往的、美好的“中国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