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忠，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与上海、重庆并列，定位为超大城市，强调要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构建沿江绿色发展轴。

国家层面对武汉定位的实质是什么？武汉今后的路如何走？就这些问题，长江日报记者近日对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进行了专访。

武汉应该而且能够成为一线城市

长江日报：从媒体报道看，您一直关注武汉这座城市。一些机构将武汉归入1.5线城市。您觉得武汉在全国城市排位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

杨开忠：总的来说，一般把北京、上海、深圳定位为一线城市，武汉定位为二线城市，这是符合我国城市体系现状的。然而，从发展角度来看，武汉是应该且能够成为一线城市的。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一线城市。武汉地处“天下之中”，位置适中，是我国沿长江发展轴和京广发展轴的交会枢纽，可以有效进入的市场巨大，可以服务的腹地广阔，而且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有的几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内地经济、科技基础最为雄厚的城市之一，建设成为能够比肩京沪的新的一线城市的条件十分优越。我想，正因为如此，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武汉的战略定位是与上海、重庆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武汉前景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努力发展成为一个抗衡北京、上海磁力作用的国家中心城市。

长江日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将武汉定位为“超大城市”，这到底是就人口规模而言，还是说它应当起到某种功能作用？

杨开忠：我国定义的超大城市等于联合国定义的巨型城市（Maga-City），是人口规模1000万以上的城市，是中国和世界城市规模体系中等级最高的城市，目前全球约40个，我国已有北京、上海等。在一定条件下，城市越大，反映城市功能越复杂、影响范围越辽阔，也就是说，超大城市一般具有相对超强的功能和超大的腹地。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发挥上海、武汉、重庆三个“超级城市”的核心作用，这就是说，武汉战略定位是与上海、重庆相当的，武汉应当培育能够支撑引领这种定位的功能，成为世界城市体系最高规模等级的城市之一。

长江日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武汉与上海、重庆一道发挥引领作用，如何理解这种引领作用？

杨开忠：城市都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创新中心，不同的是功能、区位、规模不同，他们影响的腹地范围是不同的，有的是地方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是全球性的。作为中心，城市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创新联系带动腹地的发展，这是一个规律，没有例外，只是发挥得好不好的问题。上海、武汉、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市，要更好地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创新联系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必须以一体化为导向，大力建立健全高效的、对内对外互联互通的制度和设施。

长江日报：“超大城市”定位，是不是说明国家对武汉比过去更重视了？

杨开忠：国家对武汉定位过去是重视的，现在也是重视的。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的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先生就根据国务院安排两次带队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进行调研。在有关报告中，孙尚清先生还将湖北武汉定位为内陆长江经济枢纽，认为武汉搞不活，长江经济带就难以起来，相关成果成为国家做出有关长江流域发展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是过去。

现在，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将武汉与上海、重庆相提并论，这是从长江经济带总的“一盘棋”考虑的，这个定位比针对一个城市的专门文件定位更重要，更有含金量，可以说中央对武汉的定位高于上海、重庆之外的其他长江流域城市，或者说在长江经济带武汉“政策位势”高于上海、重庆以外的其他城市。

武汉有继续做大的优势和条件

长江日报：很多人认为武汉在湖北一城独大，“首位度”过高，反过来影响其自身可持续发展。您怎么看？

杨开忠：区域科学研究表明，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模式具有多样性，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我国内地不少省区市的城市规模分布表现为首位分布特征，湖北省的城市规模分布是首位型的，但武汉的首位度并非最高的。

对武汉来说，不能简单地说城市大了小了，不能简单地说要不要控制规模，它本身是一个市场选择的结果。政府作用的关键，一是营造城市体系内各城市之间公平竞争环境，把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出来。我们的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吗？我们的公共服务是均等化的吗？我们的市场是统一的吗？是开放的吗？竞争是公平的吗？如果不是，我们就应该在这些方面去努力。公共服务基本实现了均等化，交通相互衔接起来了，共同的市场规则健全了，市场也变得高效统一了，企业、个人、家庭就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我选择出一个城市体系。二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让城市是可承载的，城市体系是可持续的。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那城市体系就是合理的，城市无论大小也是合理的。

长江日报：武汉已经是“超大城市”了，还可以继续做大？

杨开忠：我们不能用武汉现在的问题去判断武汉的未来，说它该不该做大，现在要不要控制城市规模。不能因为现在武汉可能存在交通拥堵的问题，就断言武汉不能再扩张规模。你是说终极目标不能做大，还是近期扩张应当放缓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个城市要做大，要把目标跟过程区别开来。目标不是一天能够实现的，它的实现一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增长与资源、环境、技术、经济条件是相互联系的。在某个时点可能还得控制人口规模，因为可能超过了技术进步能够支持的规模，比如交通、资源供给在那个时点的支撑力。

从终极、长远目标来看，我个人认为，武汉还得继续做大，这是由内陆长江干流地区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决定的，这是由武汉的地位所决定的。当然，大不是说中心城市摊大饼，而是加快建立健全轨道通勤圈，形成中心城区和各具特色的卫星城镇共同组成的巨型城市（Maga City），也就是巨型通勤都市圈。武汉是中国内地条件最为优越的城市，应该而且将会建设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巨型城市”。

长江日报：很多人担心中国出现大城市病，您认为是发展大城市好还是小城市好？

杨开忠：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达到56%以上了，实体意义上的城市数量已经1000多个、接近2000个了，不像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十分稀疏。城市布局已经展开了，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了，这样一个城市的发展就空前地、且还将越来越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和制约，这意味着不能孤立地谈一个城市的发展。我们一定要从城市体系的高度，把各个城市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要从这个系统高度去看其中的一个城市该怎么做。因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五个统筹”，第一个强调的就是统筹空间、规模和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工作的全局性。一个城市是大了好，还是小了好？我们要看一个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该大就大，该小就小，要尊重城市体系规律。

武汉要有更加强烈的竞争意识

长江日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武汉就提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您对武汉建设“超大城市”有什么建议？

杨开忠：国家在《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把武汉定位为三个超大城市之一，这是国家战略定位上的优势。但实际上武汉能不能建成国家中心城市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武汉要有更强的紧迫感和竞争意识，没有更强的紧迫感、竞争意识是不行的。与武汉竞争的城市至少有长沙。武汉有武汉的潜力和优势，但长沙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潜力和优势，二者面临相互很激烈的竞争。武汉应该看到的，一是在内河水运时代，武汉是毋庸置疑的长江中游地区中心，但现在不是内河水运时代了，而是综合运输时代。除水运不具优势外，长沙航空运输、高铁运输、高速公路的地位和作用很难说不如武汉，两个城市其实都差不多。因此，在现代交通运输体系下，武汉要保持自己的中心城市地位，没有绝对的交通运输优势可言。二是武汉居“天下之中”，但换个角度，情况又不同。我们未来的经济机会，站在全球来看，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中心是北起黄渤海国家和地区、经过东海、南海国家和地区，再到南亚的新月形地带，珠三角大致处于这个新月形地带的中心。相对武汉，长沙距这个中心更近一些，整体上对这个新月形地带进入性更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后，这个新月形地区对我国地区发展的意义更重要了。武汉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占优势。三是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和实践表明，一个地区发展能不能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看它能够有效进入的本地市场大小。在我国，这个本地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区划界定的。武汉所在的湖北省人口5800多万，而长沙所在的湖南省人口6700多万，比湖北人口多900万，而且长沙与株洲、湘潭具有紧密的同城化联系。这样，单纯从行政区划角度来看，武汉本地市场潜力相对小些。武汉不仅要更加着力加强与湖北省其他地区合作，而且也要更加着力加强与湖北省外的周边地区合作，如果不在这方面取得优势，武汉在服务的本地市场上就会彻底地不占优势。